“按阳历算我是80年代的，按阴历就是70年代了！”

　　娅娅尽管被称为白领，但仍然嘲笑自己正站在80年代最顶端的尾巴上。

　　每月都接到父母语重心长的电话，无一例外都在催她结婚。

　　对着那面能把人照变形的镜子，她随手松松绾了一个发髻，染过的头发已长出一大截紧贴头皮的黑色。即便穿着横条纹的毛衫依然能看出她渐瘦了。

　　那个不大的梳妆台上盘踞着二流甚至三流的“无所谓”护肤品。她随手拿过围裙走进厨房，在

　　哗哗流水声中向我絮絮叨叨，她再不如从前那样头脑发热、任性买1000元的靴子——走在满是黄的路上，身旁跑过穿着时髦衣服的猫猫狗狗，她依旧裹紧前年那件很“out”的羽绒服。

　　“一切都为了能早日摆脱这个租来的房子。”她总结说。

　　这个房子没有“家”的名分，“巴掌大点”，只用来吃很简单的晚饭和恶补睡眠。男友啃馒头，她喝粥，男友爱那一桶剁辣椒，爱用老家带来的黄豆酱裹豆腐吃。厨房的一角，前天煮的米饭还冷冷地呆在锅里。

　　而娅娅的心更多时候还是馒头一般暄腾，她生活在2008年世界的中心——西边不远处是水立方、鸟巢。为了这个中心，为了不被“与时俱进”的脚步“边缘化”，娅娅说服男友每月递给房东1650元换来那些近乎斑驳的墙壁，狭小潮湿的卫生间，老掉牙得能被衣服压得吱吱作响的衣柜，还有和邻居如果同时开门“必撞无疑”的尴尬——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房子，今年“十一”后，这一片老房子为了和周遭的大酒店大广场协调步伐迎奥运，一致粉刷成崭新而不扎眼的米白色。这一刷，让这些房子立马站到了至少每平12000块的舞台上。

　　我忍不住高度赞扬了她的减肥成功。她却说，这是累出来的。

　　“倒地铁、倒公交，每天晚上8点多晃回家，领导还一个劲儿催稿，每周几乎都有加班，不加班就开会……”她边数落着，边从黯淡的墙壁上揪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勺子，眼里带着一丝愤愤然。

　　“每天除了昏天昏地地工作和倒头就睡再没其他事！”娅娅说曾经和男友常叽叽喳喳讨论最新的电影，疯打疯闹连掐带咬，“现在更像两个工作的奴隶，拉磨的闷驴……”

　　娅娅有时也气不打一处来，这样挖苦男友：能买房的时候还没有女友，等有了女友，房子已绝尘而去。

　　2005年夏天，男友曾意气风发到通州物资学院附近看过一次房子，那时房价才4000块一平。后来男友和娅娅谈起恋爱，而房价立马也升温到了他只能眼巴巴看着的级别。

　　现在的他“只顾埋头苦干”，和公司那帮一谈房价就聒噪不安、光过嘴瘾的男人们彻底划清了界限。

　　坐在那台组装了无数次的旧电脑面前，他又有些聊以自慰，“房价该从‘抛物线顶点’往下落了。”

　　今年6月份，娅娅曾刺激我“明年就会和这个男人结婚”，那时正是他们的热恋期。

　　“弟弟正上高三，明年正用钱，老家要盖新房子”她拿起那把钝钝的刀剖鲫鱼，“打算明年不结婚了”。

　　真正令她胆寒的是那些一茬又一茬庄稼一般拔地而起，却与她毫无关系的房子。如那些漂在北京，正想着结婚，又没有父母当靠山的许多80后一样，那个几乎要凌驾于婚姻之上的房子总和她若即若离。

　　她的脚每天都貌似自由地行走，却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踏实停留，“就像北京城里的地铁，每天停靠不同的站点，但永远只会呼啸而过。”

　　但她终相信房价总有一天会下跌，“时间不会超过5年。”她甚至有时“豪气冲天”般想把自己嫁给一个没有房子的婚姻。“也许是后年……”她诡秘、又不确定地笑。

　　娅娅撩了撩滑落额前的头发补充说，现在单位的头儿很器重她。就连阳光也很眷顾她——她的办公桌上总有从窗外玻璃幕墙反射过来的阳光。她宁愿相信一道反射过来的阳光，也不相信一个柿子丢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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