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要：人口红利、国家财政红利、金融红利、资源红利、环保红利、社会发展滞后红利，都直接或间接转化为GDP，所以才有粗放经济的GDP高增长。中国如不想失去规避粗放经济增长享用红利断链风险的主动权，关键是政府也需要建立起清楚的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，并遵循这些规则。

纪念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，想起本人探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一篇文章《粗放经济增长的极限》(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8月31日、9月7日、9月15日)，当时研究这场危机爆发之因的专家学者多在“金融”上做文章。

我认为金融是毛，实体经济是皮，不可能有实体经济健康的金融危机，循此思路，提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因是粗放经济增长至极限的观点，并特别指出中国粗放经济增长的极限已见端倪。近10年过去了，中国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并未转变，且投资效率持续走低。以增量资本产出率，即每增长1亿元GDP所需投资资金考核，“六五”至“十五”分别是1.8亿、2.15亿、1.6亿、4.9亿，“十五”头三年5亿，“十五”末(2005年)5.4亿(亚洲金融危机前从马来西亚一直到新加坡都达到5亿，而发达国家、经济效益好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是1到2亿。)这样的高投入低产出竟能支持GDP年均9%以上高增长，简直是个谜。是谜总有谜底，谜底是什么呢？

粗放经济高增长是因其享用无本“红利”

对粗放经济，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概括的特征是：高投入、低产出、高排放、不协调、难循环、低效率。无论从理论讲或实践上看，微观或宏观经济增长，都依赖于经济运营中剩余价值即新创造价值的增长，所以说，剩余价值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。粗放经济剩余价值率很低，不可能依靠其创造的剩余价值支持长期高增长。理论上讲不通实践上却做到了，这必然有外生力量弥补其内生力量之缺口，我认为是粗放经济增长享用无本“红利”。虽然市场经济的改革带来的要素生产力提高，对经济持续增长有着根本的贡献，但这种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是最大的。这种红利包括

一、 人口红利。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充裕劳力供给压低劳力成本，养老保障负担较轻。在保障能力上并未为老龄化到来做好准备，2万亿社保欠账未弥补，又形成个人养老账户8000亿空账。

二、 国家财政红利。计划经济时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，1990年代之前财政债务和赤字也很少，其后10多年间财政债务和赤字接近发达家国家上百年形成的水平，万亿元国债投资带动5万亿投资，为通缩期GDP年增长贡献1.5到2个百分点。

三、 金融红利。央行某官员说，这些年(1998年以来)为了推进金融改革，为了救助这些金融机构(包括银行、信用社和证券公司)，为了使他们稳定发展至少花了5万亿元人民币(上海证券报2007.1.27江爱华等)。据悉农行改革还需获9000亿救助。如无这些资金救助，不少金融机构和企业可能倒闭破产，导致经济增长中断。

四、 资源红利。压低资源要素价格(土地、资金、能源、水等)。以土地为例，地方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成财政收入重要来源，2003年有专家估算政府土地收益已达2万亿元，此后每年五六千亿元。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低价用地降低投资成本，国际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费用占总投资的40%至50%，而中国仅占3%至5%，据悉国债投资项目征地价最低。征地费用如达到国际标准，好多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就建不起来。由此造成五千万无地无岗无社保农民。其他资源价格如能反映稀缺程度，会造成企业大面积亏损甚至破产。

五、 环保红利。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》称，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，占当年GDP的3.05%，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，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.8%。10年累计数字更惊人，而10年前环境恶化已很明显。

六、 社会发展滞后红利。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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