住房空置率引发的讨论只是表象。真正的危机是：超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住房需求，虽然构成现时经济增长的引擎，却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构成巨大威胁，最终将使所有参与者皆为输家。

中国楼市送走尴尬的2005年，迎来不确定的2006年。两难的处境的楼市政策并没有实质的改观：调控楼市价格伤了经济；放任价格伤了民情。

尴尬政策的背后是尴尬的认知，尴尬认知的背后是难于启齿的利益。各种局部利益的交互作用，终于酿成中国楼市的真正危机。

楼市政策在“任期利益”的冲击下摇摆

有人以“排山倒海”形容2005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，“国八条”、七部委联合出台稳定房价意见、房贷利率上调、预开征二手房交易所得税、央行建议取消商品房预售制的报告等等，无疑刮起了一股股旋风，可是能够撬动价格走向的也就是少数几个城市。发展还是硬道理。

地方政府更是看多楼市，“任期利益”的丰度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来拓展。就是那些骂声不断的购房者和持币待购者，也指望市场有个明确的信号，以便财富早日增值。

楼市的尴尬，不由得让人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的银行呆坏账治理。当年治理银行呆坏账，国务院总理曾经亲自担任行长，可谓前所未有的力度。但是所有的努力，最后终于还是被体制的惯性消匿。

从1993年到2003年，10年呆坏账从5000亿元，一下子上升到了50000亿元。现在楼市出了乱子，引发了体制性腐败和民愤，还危及我国的长久竞争力。

关注民生民意的中央政府高调宣誓调控，政策却在尴尬徘徊。若干迹象表明，巨大惯性的作用和话语权的偏移，城市官员强烈的“任期利益”，很有可能使中央政府的调控半途而废。

上海楼市是最好的风向标。因为价格涨得最猛，上海市场格外受到中央政府的关注。与“政治问题经济解决”恰成对照，2005年的上海楼市则是“经济问题政治解决”的范例。

当着中央政府的问责制开始指向明确的时候，2005年3月份，上海市顺应中央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要求，提出了年内新开工配套商品房、中低价普通商品房各1000万平方米的目标。

一个持续疯长5年的楼市，终于出现拐点，租赁市场和二手房市场率先下行，跟着带动新楼盘上市价格跟着下滑。但是对这个基本面上海市政府的态度比较暧昧。

上海市政府所属绿地董事长张玉良就不认为新楼价格下降。而且市政府对在压力下出台的调控策略，从来就不缺乏怀疑和修正的勇气。

在去年10月份的一个会议上，上海市副市长杨雄明确表示，政府仍对楼市持续健康发展有信心，为此，“两个1000万”的建设应该随着楼市的变化作适当的调整，明年将适当控制节奏。“‘两个1000万’如无特殊要求，将不再提及”，这样的口径正通过上海政府有关部门向市场传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