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根廷的问题在，政治选举中，各政党为赢得选票纷纷许诺，诸如提高社会福利、提高公务员工资、增加工作机会，等等。但提高社会福利需要钱，增加工作机会就意味着政府增加雇员—1991至1999年，仅首都布伊诺斯艾利丝，政府工作人员从28万增加到40万—结果政府开支及财政赤字直线上升。1999年，阿根廷政府开支达到GDP的28.2％，2001年估计达到GDP的1/3。
1991年之前，阿根廷政府对付财政赤字的办法是对内“曲线借债”，即通过印钞票填补财政空缺，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，通膨率最高时达到每年5000％。1991年，阿根廷进行货币改革，将本币与美元挂钩，防止政府滥印钞票。在这以后，为弥补财政赤字，政府只能向国外借债。但由于担心阿根廷的偿还能力，国外金融机构在借出大量贷款后，不愿继续贷款。2001年12月，阿根廷政府山穷水尽，宣布停止偿还本息，金融危机随即爆发。
对于中国来说，外债负担和财政赤字尚未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。但是，政府开支扩大、公务员工资不断上涨的趋势正在加剧。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一片大好，掩盖了地方政府债务和隐性政府债务（如社会保障基金缺口）问题，应该引起警惕。一旦政府债务问题集中爆发，除了开动印钞机，以通货膨胀的方式“赖帐”，别无它法。
对外开放不慎，改革次序颠倒
在总结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时，几乎所有人都把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列为重要原因。直观地看，确实如此。例如，1996年，后来发生金融危机的5个亚洲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，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，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，一进一出相差约780亿美元，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可想而知。
但进一步看，笼统地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资本自由流动是没有意义的。正如银行必须保障储户的提款自由，但所有人同时提款就会导致银行倒闭一样；当发生银行挤兑时，我们应该去寻找发生挤兑的原因，而不是把银行倒闭作为质疑提款自由的依据。
通常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向金融市场化迈进的过程面临三个问题：一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监管；二是资本帐户对外资开放；三是货币价格（汇率）的自由浮动。这三方面的改革如果次序不当，就会增加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。
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泰国的金融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。至1991年，泰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，基本实现资本帐户开放。但在那时，泰国金融市场的“裙带资本主义”问题并未得到解决，政治关系在创立金融企业和安排银行贷款时影响至深。这使得金融资源的使用往往脱离合理的审查与监督。
另一方面，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，泰国并没有放开汇率管制。它实行一种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固定汇率制，即央行通过买卖外汇，调节外汇供求，保持汇率不变。这种制度为经济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条件。
当时，大量外资流入泰国，为了维持汇率不变，泰国政府增加泰铢的供应，用泰铢买入日元或美元等外汇。其结果，增加的泰铢通过银行体系，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。1993年至1996年，泰国的外汇储备从250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；住房贷款总额从4700亿泰铢增加到7900亿泰铢；房地产价格上涨了近400％，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。
泰国经济当局曾经试图阻止泡沫膨胀。他们在买入外汇的时候，增加泰铢供应，然后通过出售债券买回等量的泰铢，即所谓的“对冲”政策。但这种政策拉高了当地的利率，对海外资金产生了更大吸引力。结果，更多的外资涌入，经济泡沫继续膨胀，直到最后迸裂，引发金融危机。
现在来看泰国的教训，它应该在金融对外开放之前，首先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监管；至少应该在资本帐户对外开放的同时，放弃固定汇率。但这一教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。直到今天，中国的金融改革仍然在走首先对外开放市场，同时放松资本帐户流动，但坚守汇率不变的道路。这条道路的前景已经写在泰国金融危机的故事中。
